从意识形态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

”而不是“红”、要鼓励发挥个人才干和积极性—这些恰恰都是在为“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造成的危害进行补救。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设法断然结束了19世纪以来在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供中国借鉴的辩论。1978年和1979年，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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