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
路的，重点放在最后的几年。那也是他经受磨难最多、而外界误会他最多，对他的政治功罪党内党外评说最为复杂的几年。他认为他的功罪仍当由“党”来评判。由此，他的述说对象从“不定”的“未来读者群”转到了党内的“自己人”、“同志”身上，向他们说出了他最后的心里话。但这些人不是当时还在主事的王明、博古等“新的领导”，而是党内那些真正与他见解相同、情感相通的同志们。最后，他向他们深情告别，完成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心结已解，不数日他从容就义，得到了“彻底的休息”，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编辑 姚建萍）（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党的文献》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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