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务的完成，而没有人质疑所谓西式“启蒙”是否能够移植于中国也许根本就是个“假问题”。更不用说，“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概念的输入与不当使用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谬误性，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基于个人觉醒基础的公共舆论空间。当然，就我的观察而言，这并非说明沟口先生对“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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