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另一个近代”

需要与中央政权达成顺畅的沟通关系，如活水般地上下交互流通，才真具生存的价值，而不是依赖抗衡中央的所谓独特性而自足于世。因此，我们对“科举制”瓦解导致身份分配均衡关系遭到破坏进行反思，恰恰不是为了证明“乡里制度”自主性的成功，而是为了印证“大一统”的思想资源仍然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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