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及其“主义”中的身份游移

始终明确、传教的目的无可置疑，理雅各的“身份”却未必是清晰、连贯的，未必没有微妙的游移。比如若瑟·佛莱什就注意到：理雅各“把中国视为一个……由儒家准则所凝固的国家”，然而“这种历史的僵化性并未被当做中国发展进化的负面形象，却恰恰相反”（《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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