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及其“主义”中的身份游移

tion, Inc., 2000, p.146-150、174-187、207、288），文本仍然会延续。写作尚且如此，又遑论译经？
　　无论理雅各本人原初的立场如何，其翻译、解释、研究，或者哪怕是批判中国经典，都已经注定了所译之经对于译经之人的潜在影响。其中的“身份”已经并非一个确定的名词，而显然包含着一种“动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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