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不甘随人后

结论是当时蒙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但陈寅恪在信中仍然感叹因资料不全而敷衍成篇之苦，因而发愿凡日本人已获得的资料，我们也要占有之。
　　从陈寅恪不断建议、督促傅斯年购藏日本汉学文献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顶级学人与国际汉学界争锋的主要目标是日本。中国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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