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之疡
大半皆童矣”。被毁的还不止一处地方呢。树木生长是要时间的，而伐木倾刻足够。制墨年产量的不断增大，虽然可见当时读书风气之盛，但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古人也是顾头不顾尾。固然和当时的科技有关，固然和当时的生态远远没有现在恶化有关，但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鸵鸟式的。恰好读到明曹臣《舌华录》里的一则轶事：宣和年间，乐部的焦德有一天跟随宋徽宗游览禁苑，皇上指着花竹草木询问它们的名字，焦德说，都叫芭蕉。皇上诘问原因，焦德回答说，禁苑的花竹，都是从四面八方弄来的，路途遥远，一直巴望着，终于到了上林苑，都已经枯焦了。严格说来，大树进城，抑或是南树北迁，和伐古松制墨还是有些区别的。大树毕竟只是进城，还不至于要它们的命（也有不少严重水土不服过早离世），只是它们很孤独而已。花竹是例外，它们显然已经变“疡”为“殇”了。伴随着树们孤独的当然还有广大农村的怀抱，因为，那些原来在广袤田野里和山水一起安静而自由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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