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巩固统治的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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