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
前我看钱锺书、曹禺、吴晗、韦君宜、赵俪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传记和自传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梅贻琦在清华学堂改大学的第二年即1926年任教务长，在1931年至1937年清华的黄金时期任校长，抗战八年他作为西南联大事实上的校长（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弦歌不辍、斯文不断。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连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才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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