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索貌阅”索走了隋朝
之家代输赋役。”这次大索依然卓有成效，国家编户新增加了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其中包括男丁二十四万三千人。为此，裴蕴在朝廷上受到了炀帝的赞赏并升官。两次大索貌阅，使隋朝的编户齐民增加了近两百二十八万三千人（实际增加的数字当小于此，因为有脱籍的情况，两次可能存在部分人口重复计算）。相比之下，唐朝头两位君主在全国推广的经济政策则可以说是非常失败。高祖年代，户数不足两百万。太宗末期，仍在三百万以下，不到隋在大业五年（609）户数的三分之一。这并不表示实际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是唐代没能像隋朝那样通过“大索貌阅”及其配套的“输籍法”有效地登记人口。据蒲立本估计，全国约有三分之二应纳税的人逃避了课税而未受惩罚。大量漏籍势必会使国家财政蒙受巨大损失，但正如俗谚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比于在国家控制大多数人口的情况下，国家只能征课三分之一人口势必会大大减少百姓的不满。而普遍不满，特别是由被征调远徙去从事力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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