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何以败
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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