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亲的权利而战

规定的额度。“坦白说，我已经不那么相信正义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安东尼娜说，“但是我确定，如果没有维罗妮卡，一切会更糟糕。”
　　1998年开始在基金会工作的律师柳德米拉·戈里科娃回忆：“在基金会工作后，我才意识到还有战争，我的同龄人还在死亡。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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