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纪录片”的民族化形式与风格

单位是国家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国家成就的纪录者”[1]。对于“文革”期间的纪录片，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为政治的艺术”，是列宁“形象化政论”的极端化，是“三突出”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在国内，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敏感性，“文革”纪录片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已经发表的论文仅有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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