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教科书掌故
商务出版的，即为中华出版的，而后者虽系后起，却是后起之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女子教科书”是为当时女子学校编写的教科书，它的国文教科书里的“崇俭”“妆饰”皆从女性角度撰写；1916年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更是在文字上有所突破：清末以来，我国教科书的编写均采用文言文体裁，而《新式国文教科书》不仅都用浅显的文言编写，而且在末尾附有四篇白话文，为以后改用国语课本作了尝试，可谓白话之先导。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又先后编写出版了“新教材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小学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和“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等多套课本。民国前期教科书的出版实行审定制，即教科书可由民间编撰，经教育部审定合格后，即可采用。在与其他同业者的竞争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完全处于优势地位。正如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1932年的撰文中所说：“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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