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出身：“被逼上梁山”
的人打招呼。”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8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请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相助。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再是什么长沙才子，只是靠两只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一次，他去听胡适的讲座，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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