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49“土匪世界”、“黄金十年”与“肮脏国度”
对抗野蛮的‘肮脏的30年代’，对于生活虽然相对贫困但毕竟有工作做、有钱赚的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奢侈挥霍的年代。”英国媒体人保罗·法兰奇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欧美而言，此时的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记者眼中旅游和探险的最佳国度。伦敦《泰晤士报》特约旅行记者彼得·弗莱明1935年写下《独行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界引起轰动。他挑剔地写道，北京“缺乏魅力”，哈尔滨“没有明确的特征”，长春“完全没有个性”，沈阳则是“无法描述，枯燥无味”，甚至位于朝鲜边界的营口也是“腐败的”。这一时期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充斥着享乐主义、过度挥霍和特权阶级的奢华，因此上海也成为西方媒体驻华记者最为集中之地和洋人办报最密集的城市。在《太阳帝国》报记者杰·吉·巴拉德看来，“上海，灯红酒绿的城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令人兴奋。”《巴黎之夜》特派记者亚历山德拉·詹斯基1936年从法国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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