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法外因素太多了

有多大，而不是收益多少、影响多大。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有我的特殊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南都周刊：以你在众多大案、要案中的辩护经历看，中国这些年的法治环境有怎样的变化？田文昌：中国的法治在近十年呈现倒退。其间一个最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就是公安部门的规格。法制建设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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