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二胎”
胎，易江的妻子在怀孕前提前辞去了公立中学老师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逃离体制的家庭，依然没有逃出计划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缴纳近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2012年易江在一家国企准备办入职手续的时候，因为“超生”，最后只能签第三方合同，成为“临时工”。因为触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他还失去了申请积分入户广州的资格。另一位长期反对计生政策的人士杨支柱，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被计划生育经历》。介入2012年的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项新内容：接待计生受害者，为他们介绍律师和记者。而这些人里不仅有体制内的人，也有体制外的人。蔡智奇已经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杨支柱告诉他，法官得听县领导的，县领导的乌纱帽又被计生这条线管着，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输了。一票否决制在省重点中学老师董民诚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两对夫妻因为计划生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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