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新意的“重新认识”
，通过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来寻求突破了。九十年代，学者就直接拿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了。如今甚至在实行新课标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都已经采用了现代化史观。马勇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理解也并无独到之处，固守费正清“冲击—反应”理论，叙述了知识分子与清王朝如何在一次次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启动改革。在其看来，如果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即着手走向“现代化”，那历史或许会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于此种简单化的比较，秦晖早已指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封建化”的，需要做的是实现中央集权。中国当时的情况截然相反，因此日本改革的成功对理解晚清并无参照意义。无论是马勇的《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还是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书名的口气都未免太大了一些。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学者将学术观点推而广之是责任所在，但这种推广的工作，实在当不起媒体过度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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