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安国

和中央的基调不符，且不是正式会议，上海没有必要传达，不然会引起文艺界思想混乱，以为又要搞“文革”式的大批判了。孙刚执意要传达，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找负责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报告。庆红要求我写一份研究报告，把涿州会议纪要和相关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和总书记近期讲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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