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君宪国师”的哀歌
而杨度在其中的尴尬处境，也预示着他个人未来的命运。宪政“国师”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1905年，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为宪政改革做准备。随行官员中有一位叫熊希龄的参赞，曾是湖南维新运动干将，和梁启超、杨度都有过密切交往。抵达日本后，熊希龄找到两位以宪政研究著称的旧交，委托他们“代笔”，替出国考察的大臣们草拟有关介绍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和奏请立宪的奏折。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途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5位大臣们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奏请立宪。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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