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君宪国师”的哀歌
消息，应试考生们纷纷逃离北京。杨度大为不安，他是“湖南师范生”出身，这个团体常出革命党人；加之令其名声大噪的那本《论支那教育问题》，其中有对满人压迫支那的不满言论，有人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在亲友帮助下，杨度先躲到日本领事馆，几天后换上日本和服，化妆成侨民混在日本军士中逃出北京，从天津坐轮船再赴东瀛，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政治流亡生涯。“革命”和“保皇”之间在东京，杨度和梁启超重逢。相比5年前的辩论，两位同怀救国大志、流落他乡的才俊开始惺惺相惜。杨度把梁启超看成“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的诤友，梁也视杨为谭嗣同再世，说“风尘混混之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1904年，杨度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专心研究各国宪政。同班同学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来国民党的元老。这个“速成科”人才济济，有大批的进士、举人，还有状元、榜眼和探花，杨度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热心国事、待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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