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策，一听到苏区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便卖掉家乡剩余土地，典当私宅，携全家去往昆明。他本想借西南一隅观察局势，可还是去了香港。在香港，很多人游说傅雷就此安顿下来。但他作出决择，“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1949年12月，一家人走海路到天津，回沪前，他们赴京看望了钱锺书夫妇。作为军代表接管清华大学的吴晗想请傅雷教法语，让钱氏夫妇做说客。杨绛回忆，“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你们的意志终于抬头了全家迁居昆明时，傅聪考入当地的粤秀中学。因父子频发冲突，去香港时，父母只带走傅敏，将他托付给朋友照管。15岁，他自行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琴艺停滞不前，偶尔为合唱队担任伴奏。朋友们可惜他浪子般虚度光阴，1951年夏，帮他在教堂里开办个演，他照着《101首世界名曲集》逐一弹奏。傅雷跟楼适夷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1953年正月，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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