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下去劳动5年。”傅敏说，这话把傅聪吓坏了。“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回到波兰，傅聪为此苦恼，他已从母亲来信中获知，“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总算有些收获，就是人家的意见太尖锐了或与事实不符，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爸爸这一年来似乎衰老了许多，白发更多了。”“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长杨秀峰去波兰，单独找傅聪谈话，批评他骄傲，脱离政治。中国同学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后，常被邀请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进出乘坐出租车，过着“资产阶级生活”。这年6月，使馆突来指示，要他立刻回国。“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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