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为‘薰莸同臭’，也因为对人生、艺术，周围可谈之人太少。”1961年9月30日，报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单，傅雷也在其中。相对妻子“满腔愉快的心情”，他认为“本来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诀别1962年夏，傅敏大学毕业，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无着落。“文革“中，他从大字报上得知，是档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长杨滨。该中学教导主任读过傅敏档案后，回去与杨滨商量，她果断拍板：这么好的英语人才，他们不要我要。“我们知道班里要来个英文老师，他父亲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头》就是他翻译的。傅老师初到班上，文质彬彬，单纯极了。政治讨论中我问他，老师，如果敌人把你抓起来，你会不会叛变？他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我坚贞不屈！听到空军某位要人去世了，他当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从没拿自己当黑五类子女，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歧视毫无感觉。班上无论多么蠢笨的孩子，他一视同仁，想方设法诱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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