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无能为力。”傅敏说。1965年10月25日，为境况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援。由于白内障，信由他口授，妻子执笔。收到信后，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顾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发，石西民自身难保。傅雷不止一次向钱氏夫妇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书斋。翻译是他透望世相、传递心声的途径，“1949年以后，成为他惟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远方的儿子。夫妇俩常常半夜惊醒，百感交集，忧心如焚。1966年8月12日，凌霄两岁生日还剩两天，傅雷不无辛酸，“想象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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