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晚饭时，朱梅馥嘱咐菊娣，明天少买点小菜。第二天8点多菊娣如常开工，却不见傅雷夫妇起床。9点多她按捺不住，推开卧室房门，发现床上无人。首个进入现场的是地段户籍警左安民。卧室里，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吊在右边，朱梅馥吊在左边。他推门劲使大了，一股风吹入，傅雷上吊的绳子断了，掉落在旁边藤椅上。绳子是用土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的结。“走”前，老俩口还不忘在地上铺上棉被。他将朱梅馥解了下来，轻轻放在棉被上。房间内，“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菊娣说，傅妈妈上吊时曾有失败，”艾方惠说。由此，她们推断傅雷先送妻子“走”后，自己才紧步后尘。死毕竟需要勇气。地上遗落的烟灰，是他内心挣扎的痕迹。何去何从“我舅舅催我料理父母后事，可我怎么回去？”1966年暑假，无顶的中山音乐堂里，红卫兵们严密巡视，老师们正襟危坐。抡起的皮鞭声，撂地的铁链声，仓皇的脚步声，让傅敏手心后背直冒冷汗。9月4日傍晚。红卫兵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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