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才知道我还活着。”傅敏说，其后收到哥哥的来信，“想念北京的蓝天。”他将信转给柯灵。柯灵看后给上海机关部门写去长信，无果。这时，香港《新晚报》约他撰文《忆傅雷》，文章写好后交给巴金看过，在《新晚报》与北京《文艺报》上刊发。傅雷彼时尚未平反，文章在港引起反响。1978年底，吴祖强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率领一批音乐家赴英国与罗马尼亚考察。出国前，“领导上就对傅聪问题作了研究”。到英国后，他直奔傅聪家，不想傅聪正在瑞士演出，他只好向门缝中塞信留言。一天晚上，吴祖强回到下榻饭店，接到傅聪电话。半小时后，傅聪带着一包花生一瓶酒赶到，“穿着中式棉袄，还是过去那样子。那天晚上，我们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与大使馆协商后，吴祖强带队“破例”赴傅聪独奏音乐会。加演时，傅聪特意演奏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见他热切盼望回国，吴祖强问他，“可否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他告诉我，那封信翻来覆去，怎么也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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