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兴，可对我的工作，他却不太感兴趣。记忆深刻的是，1988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他第一次出席我的毕业典礼。还有7岁时，他忽然来到瑞士，到学校看我。他为老师与同学们弹奏钢琴，大家‘哇’地惊呼。我为此骄傲。”2000年，傅凌霄第三次来中国。在上海，叔叔傅敏带他去了祖父母的旧屋。“大概在十二三岁时，我听父亲说起，他们怎样死的。有一次，叔叔给我看资料，讲得很含糊。我理解，这对他不是一件容易事。后来，我也读《傅雷家书》。因为中文不好，没有读完。看了信再看祖父的照片，他让我感到不是很轻松。我总觉得，我父亲通过他的信虽然学到很多，但也带给自己沉重的负荷。虽然看过很多描写文革的书与电影，也知道当时很多中国家庭都有类似的悲剧。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生活在其中，我不能确定理解祖父母所处的时代背景。”傅凌霄坦承，他遇到的很多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只要知道他祖父是傅雷，“都会赞扬我的祖辈多么有文化。可有时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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