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识之一。”1998年，潘绥铭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红灯区社区考察。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我问他什么叫救，“争取他最好的前程啊，这就是最好的救。”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咱们一个局外人的想法，对小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回家？从良？越了解就发现真是多样化，有的人真想在这里面解决婚姻问题——在嫖客里找个老公。她的逻辑是：他嫖过我，所以谁也不嫌谁。在咱们这种干净社会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在一次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有个矿工曾笑话他：“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这让潘绥铭感叹缺乏对方的生活体验，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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