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 最坏的情况是言行不一
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就被视为“写中间人物论”的标本，遭到批判。“文革”初期，他更因此沦为“文艺黑线爪牙”。1967年炎夏，他被强制“清理自身文艺思想”。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遣派他到西安作“精神性劳动”——与他人批判作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陕西省作协，他意外邂逅与杜鹏程一起隔离反省的柳青。“柳青问我，写那篇评论是不是受林默涵（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指示。我说没有任何人指示。文章中有些话可能不知轻重，但都是我个人的意见。”柳青也坦言，严的评论让人怀疑其背后“有大人物想搞自己”，所以才写文回击。“生来注定吃苦”1980年代初，严家炎发表论文集《知春集》与《求实集》。尽管在“文革”中有感同身受的苦，他仍公开提出——“有些同志吃过‘四人帮’的苦，对‘四人帮’怀着强烈的憎恨。感情本身是很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感情好恶而不去尊重历史事实，把历史当作仿佛可以随意打扮的姑娘，这种做法效果不好，实际上仍然反映出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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