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遇到音乐人
。有时候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多过普通人付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但是那种满足感也是同等的。姚洋:我们做研究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总得超越自己。我说我做了一篇文章,我是不是能做更好的一篇,发表在更好的杂志上?这的确很累,自己和自己较劲。海泉:我们希望能改变更多,或者影响更多人。所以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姚洋:我们现在处在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我们国发院老一辈的学者,像林毅夫老师、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他们已经接近60或60以上了。他们在80年代就创造了辉煌。他们那代人跟我们这代人又不太一样。他们那代人(具有)很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周老师是到现场去直接改造世界,林老师是使用他的理论改造世界。那我们这代人就会觉得分工越来越明确了。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那么多事情。我们就会觉得,把学术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展出去,做一些政策性研究,提一些方案。改造世界的事情,应该留给政治家去做,这是社会的分工。海泉:这一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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