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半生 大时代的孤舟
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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