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斯诺《西行漫记》
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样的“忘我”，在提倡彰显个人价值的今天看来近乎不可理解，在当时却是如此寻常。大胆猜测其原因。其一或许在于，红军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向往导致了某种“政治吞没个人”效应。对共产主义的集体信仰使得人们纷纷将个人的特点淡化开去，每个人都以一种全新的、被称为“同志”的身份重新出现。在这样一个由社会建构而非先天存在的身份之下，个人仅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而存在，而被尊重，而努力实现彼此共同追求的价值。这样一种集体主义对个人意识的“覆盖”放在今日一定广遭诟病，在那个特殊年代却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正是这种效应使得红军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拧成了一股绳。当每一个红军都不再“把自己看得很重”，则不管其队伍扩张至多么庞大，他们都能团结成一个整体，共同面对眼前的强敌。原因之二大概在于，当时的红军已经意识到，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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