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和《国闻报》发行的影响因素
个行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华侨界，甚至在西安、兰州和重庆等当时交通不便的城市，也设有两三个分销处。相比之下，行销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国闻报》。负责报刊经营事务的王修植同时还在朝廷任职，对报纸的行销工作自然也不能如汪康年那样用力。《国闻报》在筹办期间，由于向南方各省发行的经费无从筹措，严复就曾写信求汪康年帮忙，“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馆派报处代为分送”。 1898年2月，即《国闻报》创刊4个月后，王修植再次向汪康年求助，“国闻馆所求左右者，不在帮助资本，而在设法推广销路”，恳请“东南各埠，能由贵馆经销处一并代销的妙……能如此，则国闻报受施多多矣”。③但没有得到汪康年的积极回应。报刊的行销工作是办报活动一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报刊的生命线。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良好行销网络的《国闻报》，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在发行量上和《时务报》并肩。传播对象：受众定位的把握精准把握目标受众和潜在受众是发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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