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忠禧与有泽广巳
祸。这个例子表明：轻视社会科学研究，很可能导致政治和战略决策走上歧途。然而，从“田中奏折”（《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1927年7月）开始，日本的既定国策就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并没有以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的、客观的调研与预测作为依据，其结果当然是产生了无知、愚昧与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错误的国策”（村山富市语）。如今，村田忠禧的遭遇与当年有泽广巳的的遭遇何其相似！然而，村田教授并没有退缩，这次出版的《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已经是村田教授围绕钓鱼岛问题出版的第二本书，而且他的研究还在继续。值得提及的是，村田忠禧和有泽广巳都是有成就的日本学者，有泽广巳在日本战后初期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为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且两位还都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好朋友，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设有“有泽广巳文库”；村田忠禧则在自己的家乡修建了专门用来接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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