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宋美龄在台湾的际遇
的是，“中华民国”情结让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览局势变迁。以她单方面否决国民党中央案、延迟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为例，当时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从，排除其个人前途考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当时，开放、民主的台湾社会民意趋向已势不可挡，舆论以“新版宫廷政变”描绘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的这场内部纷争，正是这一趋向的反映。蒋经国看到了这一民意趋势，顺应了这个趋势，宋楚瑜等也挟民意而为，宋美龄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只能离开台湾，远走美国，求个眼不见心静。此外，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台湾民众，包括国民党在台培养的新生代，并不太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缺乏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来自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强势。这诸多因素综合，注定宋美龄一定会在政坛权斗中受伤乃至落败。当然，李登辉后来掀起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以及其“台独”的作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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