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庇护所

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爱尔兰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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