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免责”与问责

，那么其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善用权力，一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又将得到“责任豁免”，这与《决定》所称的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是矛盾的。进一步说，这是违背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法治路径的。改革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改革者都是必然出于公心，因而可以宽容对待他们好心办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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