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鸣的城市警钟

激言行以引起政府关注。正因为政府和社会各自从自身角度去定义风险并采取措施，我们才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面对社会的“个体化”、“原子化”、“疏离化”趋向，尽管中央多次强调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方针，相关公共政策的改进却明显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在“维稳”过程中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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