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建构审美文化史

事业和挑战精神极限的科学事业上，而恰恰是在感性与理性相互渗透的艺术和工艺上。这也正是我们撰写《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对中国与西方文化所进行的结构性比较，绝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使我们不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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