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微观制度环境

也就不在有关部门动员的范畴内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以来，上海的许多街道都普遍设置了“社区委员会”作为街道共治的制度平台。许多街道的“社区委员会”都大力吸纳了辖区内一些有资源单位的负责人（比如各类医院、学校、大型超市等），却很少吸纳社会组织的负责人。
　　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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