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 不曾相忘
《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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