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与治理：国家认证能力辩正
律约束，纪律也就成为无所不在的监控。20多年来，正是秉持着对监控型社会的强烈反思，大卫·利昂孜孜不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书，2001年的《监控型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监视》（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堪称《一九八四》的新世纪版，还有2003年的《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与数字歧视》（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Routledge 2003）和《9·11后的监控》（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Polity 2003），以及2009年的《识别公民》（Identifying Citizens： ID Cards as Surveillance， Polity 2009）。这些书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基于个人资料的数据库的后果是什么？不过，他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吉登斯一样，他们都认为监控能力及其扩张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当然，本文的主旨并非控诉现代国家滥用监控权的“血泪史”。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事物也总是一体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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