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与治理：国家认证能力辩正

础制度，拙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的治理化，需要在人、物与数据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具体化为某个数字、代码、符号，这种规范化、标准化赋予人和物准确、唯一、整合的身份，可以大幅改进政治决策、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回应性和均等化。在给这种对应关系做出政治学的学理化界定时，我的思路受到了法学的极大影响，我借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法谚，把认证界定为：“以全面的事实为基础，建构统一的规范”。这种学术抽象是从区分认证与监控开始的，我把人和物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也看成是一体两面的，监控是负面，认证是正面。认证本身更是监控的前提，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化地把认证也打入冷宫，一票否决。我曾经撰文论证“认证是权利的诸多成本之一”，与凯斯·桑斯坦和斯蒂芬·霍尔姆斯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所做的努力一样，这种论证意在探寻必须正视和坚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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