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
。（第257页）由此，他将工人阶级子弟反抗的文化形式视为反省工人阶级文化的民族志视角。这样的选择样本并推演结论的方式，不难让人将反抗视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威利斯的这种研究方式，曾被人攻击忽视了“书呆子”（循规者）以及女孩子们。对此，他在“茂宁赛德版”后记回应：对他而言，这是集中关注“家伙们”的研究需要，“书呆子”必然成为陪衬，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研究便因此不重要，只是“文化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马库斯（George Marcus）随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1986）一文中提出了作者无法回避的尖锐批评。马库斯并不反对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而是指责他并没有考察何以有的工人阶级子弟循规蹈矩，而另一些反叛对抗。（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0页）换言之，他忽视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内部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便无法简单地将反抗看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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