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但非全部：以更宽的历史视野理解革命中的农民
批致富先进者，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在贫瘠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产生了丰硕的劳动成果，难道能说他们也是“饮鸩止渴”的即时满足型或不顾一切的冥顽吗？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制度背景下，我们很难说农民表现出的是“性格”，还是“理性”，将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制度诱导或压力下作出的一切表现都想当然地归结为农民性格，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缺陷。农民性格特征与一定地域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中国地域广袤，山南海北民情各有不同，因此说到农民性格一定是区域性的农民特性，且不说农民性格北方与江南不同，山陕与闽赣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块区域，也存在内部的细微差异，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革命环境的“延属生态”与“绥德生态”，尽管两地相隔不过百里。延安地区具体的生态状况使得乡村建设道路成为可行，全面的国家主义实施为地方自主留下了余地，而在绥德分区，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通常窒息了任何所谓的基层民主。（Paulin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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