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或思想主体的焦虑
，第6、7页。）这是否正是阿兰·巴迪欧所谓的“对真实的激情”？也许，我们可以折返本文开始的那个总问题脉络，即思想主体的焦虑，并从中一窥该悖论的缘由：当“非欧裔”知识分子在全球学术场域中试图发声时，无论其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就已经“不再那么具有自反性和自觉性，因为它们首先已经是一种戏剧行为”。（Fredric Jameson， Brecht and Method， London： Verso， 1998，p.83.）如果说“非欧裔”学人在西方学术体制搭建的舞台上的任何“表演”，总是已经沦为身份政治的捕获对象，那么，“汉学”中是否存在一个未经中介的“中国”就令人怀疑。借用“汉学主义”的理论思路来表述，那就是：这种姿态本身已经是对某种学术规则认可的“知性无意识”表征，是第二性的。[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崛起背景下的中国自我形象塑造研究”（JA13081S）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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