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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如何为当下时代与问题提供力量?

降还是彻底服从,都是因为关怀。1949年后他们的关怀看似是忍住了,但实际上不过将之附加给了某种合法性的集体代表,把“我”变成了“我们”去爱。这怎么能叫忍住呢?陈寅恪那样寂寞自守、清傲峻立的人,都忍不住用诗歌或《柳如是别传》来隐晦地表达一下自己对家国之变的关怀,何况这些无论在1949年前或后都与政治走得那么近的人呢?而杨奎松用这个书名,“画龙点睛”地来论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三人,但他又在后面说,他们这些知识人在1949年之后其实没有了“忍不住的关怀”。这不是有点文不对题、自相矛盾吗?难道他只是想嘲讽他们:看,瞧你们这些书生,还忍不住的关怀呢,人家根本不稀罕,或者根本无处安放,最后只能被漠视或被收编到整齐划一的政治中?我想,杨奎松并没有此意。他或许只是想,通过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人的转变个案的细细梳理,来说明“书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看才算得当。不过很遗憾的是,杨奎松充其量只是一个历史学者,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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